網商的自然權利，最能反映互聯網秩序的內生性質。相對于法人權利，它屬于委托人的天然權利，是從互聯網的本性和人的本性中產生的自然而然的選擇，是不可轉讓的權利。
網商權利話題，由電子商務秩序問題引起。當前人們害怕電子商務亂，正在想種種方法去管，甚至連斷網都想到了。但有一點卻未充分考慮，這就是權利與秩序的內在聯系。一兔走，百人逐之，由此而亂，是因“分未定”。圍繞利益的權責之分一旦確定，秩序的建立才有最終根基。否則越管越亂也是可能的。
為此有必要探討權利問題。網商的自然權利，最能反映互聯網秩序的內生性質。相對于法人權利，它屬于委托人的天然權利，是從互聯網的本性和人的本性中產生的自然而然的選擇，是不可轉讓的權利。順著它來，形成秩序就省勁；違逆本性做事，許多事情就難以擺平。相形之下，政府行政命令并非天賦權利，而是派生的代理權利。在新商業文明條件下，分清權利歸屬，正本清源，有利電子商務形成真正合情合理的秩序。
勞動的權利
勞動的權利，相對的是勞動力的權利（包括雇傭勞動力的權利），屬于不可轉讓的權利。在這里主要指勞動者從事經營活動的權利。網商具有勞動權利，是說網商不僅具有雇傭勞動的權利，而且具有自主勞動，包括自我雇傭勞動的天然權利。
由于互聯網具有生產與消費合一的前景，在這一趨勢作用下，勞動者可能作為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直接參與生產和流通活動。這帶來一個可能的變化，就是勞動者含義的變化。產銷合一者不再是雇傭勞動力，也不同于以往的經營者。最終通向勞動與勞動力矛盾消解。以前適用于雇傭勞動條件下的權利，開始發生變化。
勞動的權利作為自然權利，成為自然人的權利。與網商的法人權利比較，這直接涉及兩個新的問題。一是對網商的工商登記。如何看網商所謂“無照經營”問題。現在相當一部分網商處于消費者經營或兼業經營狀態。對同類情況，我國歷史上在吸取正反兩方面經驗和教訓基礎上，一直十分慎重。例如國務院令第370號《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明確規定：“農民在集貿市場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區域內銷售自產的農副產品，不屬于本辦法規定的無照經營行為。”C2C的性質同農民經營自留地的性質相近。在根據雇傭關系判斷經營性質時，幫忙經營的如果是家庭成員，或朋友關系，就不應算雇傭。從當前狀態進一步發展，網商有可能形成勞動者的自由聯合，彼此并不轉讓勞動權利，在此情況下，需要以新的方式確定網商的權利。
二是經營場所問題。電子商務發展的一個自然趨勢，是在家辦公（SOHO）。然而現有規定的“經營場所”，或是“廠址、店鋪、門市部的地址”，或是“攤位地址”、“本轄區流動經營的范圍”。對于把家庭作為經營場所作出限制。從權利的角度，這顯然不適應電子商務發展要求。有的地方依傳統經營擾民而規定，以家庭為經營場所，要征集全體鄰居同意。曾鬧過這樣的笑話，住在筒子樓的網商，最多要征集一層幾十戶鄰居的意見。鄰居有的出國，有的在外地，一兩年下來都湊不齊。實際上，電子商務許多都只是信息交流，不同于天意做買賣，整天大包小包的。規定應具有靈活性。
深層次的問題是，家庭經營作為勞動權利，是否得到認可。許多農民經營電子商務，將來市民在家經營電子商務，不一定非要成立公司，勞動者有沒有權利從事這種活動？國家工商總局在《支持服務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允許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和困難群體將家庭住所、租借房、臨時商業用房等作為創業經營場所。這應成為網商普遍享有的權利，而不僅僅適用特定地區、特定人群。
分享的權利
現代文明條件下，經濟權利不是從勞動權，而是從財產權開始的。但財產權并不象洛克所說，是一種自然權利，而是由委托權利產生的代理權利。從學理上說，委托權利是不可轉讓的，而財產權這樣的代理權是可以轉讓的。分享是一種委托人具有的天然權利，當然前提是分享具有共同消費性的財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權利并不是政府賦予的，因此也是不能以行政手段剝奪的。
從電子商務的實踐來看，網商行為具有突破傳統財產權的現象。例如當網商免費使用電子商務平臺時，實際就在分享網絡財產，它不同于針對不具共同消費性物質的傳統產權制度安排；又如，網商與網商之間，彼此分享信任關系，這是在分享社會資本，這有別于以契約方式（排斥信任關系）對于專有資本的制度安排。產生這種現象，與網絡經濟的內在特點有關。從學理上說，平臺與應用的分離，導致初始固定成本與邊際成本經營主體的分離，平臺商承擔前者，免費（或近于免費）提供給后者；應用商承擔后者，在蘋果移動商店的例子中，以七三分成連接于平臺商。
與洛克式的絕對的財產權相比，互聯網的產權具有相對性。網商擁有分享網絡財產（如網商平臺）的實際權利，同時具有共同維護信用等義務。同時，網商中的平臺商的權利與店主的權利都不完全獨立，是以網商生態系統為一個整體產權單位的。這引起治理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例如，政府如果行政斷網，涉及的權利，就不光是平臺商一方的權利，而且涉及店主及其它利益相關方的權利。這些都需要加以考慮。
自主的權利
自主的權利在此是指網商自主選擇生產生活方式的權利。以往的權利，較多從生產世界的角度看待權利，以效用為權利的尺度，根據效用最大化評價權利的權重，導致對弱勢人群權利和多樣化價值的忽視。羅爾斯的正義論是對這種功利主義權利觀的校正。而互聯網的趨勢，會在以人為本意義上，從生活世界的角度，把機會選擇的權利突出出來，認為機會選擇本身，與選擇的結果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從學理上說，阿瑪蒂亞.森能力理論中說的能力集（capability set），就是這樣一種隱含多元化價值的權利。按照森的主張，一個人的福利可從其生活質量來判斷。生命中的活動可以看成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生活內容”（functioning），即“一個人處于什么樣的狀態和能夠做什么”（beings and doings）的集合。
在電子商務的發展中，存在一個現實問題。一些地方，以招商引資作為導向，而對農民、市民自發的電子商務行為，在資源分配的權利上加以歧視。事實上，百姓通過電子商務，在日常生活中自我解決了就業、收入問題，使社會關系更加和諧，提高了生活的幸福度，是用GDP買不來的。不宜簡單從網商能夠提供多少稅收、多少增長這個單一尺度評價其權利。而應按照以人為本的要求，將權利的焦點同時聚焦于已經實現了的生活內容（一個人事實上能夠做到的），以及他所擁有的選擇集合（他的實際機會）。
權利問題看似抽象，實際與經濟秩序的內在質量有緊密關系。我們不能為了短期的、表面的井然有序，而犧牲長遠的、深層的秩序。通過網商的自然權利，可以看到新秩序的萌芽正在生長，我們應該因勢利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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