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們往往憑借對一個詞語和意象的獨特使用與反復吟唱,進入文化史。酷愛寫詩賦詞的王功權,卻以自己的行動將“私奔”重新定義為——— 個人性的奔跑,使之成為當代社會精神文化氛圍的符號性存在。
對于認為“真善美中,真是排在第一位的”王功權而言,其整體存在可視為一次漫長而痛苦的行為藝術,因為求真的沖動,天然要求彌合分裂,在所有的行為里面都必尋得見個體的真生命。而分裂,恰恰是現代人尤其是現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典型特征。
他干凈利落地告訴觀眾:我私奔了。拜技術所賜,消失于中國現實的王功權,以一個分外鮮活的形象出現在網絡世界,并拒絕人們對他的評點。
其奔跑的個人性,首先體現在對社會習俗的反叛,“被大家謾罵譴責致身敗名裂,我無所謂”;同時,“如果我錯了,請你們把我救贖”,這意味著:被救贖之后真正接納自己,在暗夜里不再因為回想起另一個自己而誘發習慣性嘔吐;不再是支持社會公義等投射向外的公共性行為,不再問“如何立國致用”,而只問“如何立身行己”。
其次,傳統意義上的私奔最重要的要素是和誰私奔,是私奔的對象。但王功權強大的本體探尋出路的沖動,導致其忽略了私奔的對象,溫柔鄉不過是生命的淺表寄托,只是行為藝術的喻體。因此無論是功利派網友的“炒作經商”說,道德派的謾罵,還是癡情派“相信愛情”的褒揚,都不被他認同。他僅以自己的兩句詩作答,“瘦伴殘霞孤立晚,誰人知有輕輕嘆”?“紅塵萬丈人將老,寂寞無邊哪個知”?
其詩多為情而發,與私奔的行為一起把王功權包裝成一粒情種。其纏綿悱惻就在于他總想找到一個超越性的生活方式,但現實卻拉墜著他,他企圖不斷說服自己,求真之心卻一次次拒絕世俗理性的游說,愈想掙脫,便愈是將自己困住。功權之詩藝距義山尚遠,但其“常憂百草留心痛,總對夕陽忍淚濕”,“情痛處,恨多少……不遇你,倒還好”,追求的無望與無望的追求,同樣并不因某段愛情的結果而有所衰減。再者,必須注意到,王式私奔是沒有賓語的奔跑。沒有賓語,即沒有方向,因為目的就是方向,價值觀就是標桿;我們理應忘記背后,努力面前,向著標桿直跑,但如今的我們卻只知要離開,不知想去哪。
跑進一段新感情,還是跑進一個新世界?感情會舊,就像王功權三段情史的前兩節,愛曾給他動力與安慰,但寄托在人性上的愛終必枯竭,如果不飲于更深廣的愛之源。探尋一下新世界之所以新的源頭,探求在他曾為之奮斗過的民主法治的路徑意義背后,可有終極價值容我輩藏身?
王功權也曾為此走近信仰,投身佛教。但就連他自己也說:“出世的宗教沒有出路,啟迪智慧的宗教一定是緊緊跟隨人類和社會前行的。”我已在這,我要把自己修煉得仿佛不在這嗎?有愛的人在哪里都會相愛,卑鄙的人可以為任何理由墮落。本性積極的王功權雖然做出放棄的舉動,其目的卻是“只有徹底摧毀原有的一切,我才能從原來的世界里徹底走出來”。
憑借一腔真性情,我們可以做到“癡情傲金,榮華若土”,但卻無法自行賦予自己意義。當百年來,中國人的文化之旅,涅槃不見,輪回常有,各路精英足以破壞一個舊世界,無力建設一個新家園。其難就在于改變的沖動過多來自對外界的怕,而不是內部的愛。只有出于共同體內部彼此呵護的愛而帶來的改變,才具有深刻與可持續性。因此我們不乏克制近于自虐、淡薄近于枯澀、真實近于苛刻、勇敢近于粗魯的生命病理樣本,卻從未完成生命的更新,罵人的和挨罵的,都是同一批人。人們奔跑像無定向的,斗拳像打空氣的,從東到西,上天跨海,最終跑回自己,何言出路,為何而奔?奔跑只成為物理意義上一次離開中國的位移。
以己身為寇仇不是出路,私奔必須奔到一個可以與自己和好的所在。不是自信能救人,而是我們心里沒有出路的罪疚感和真實顯露的軟弱,終將因其不斷地尋找而獲得救贖,因為尋找的必尋見,叩門的必開門。在這彎曲乖謬的時代中,因我們的愿意,終有一日我們可以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逃出以罪為樂、以鄰為壑、以欲為旗、以恨而終的宿命。那樣的奔跑,才不徒勞,才值得“不告而別”。
(作者系南風窗雜志前常務副總編,現在美國普度大學訪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