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做民意調查，我們往往能夠抽出一定樣本量的民眾，然后讓他們對于某些問題與主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把這樣的意見集中起來分析，稱之為民意（Public Opinion）測驗結果。
其實確切地說，把很多個人的意見加總起來形成的意見，與其說是公共意見不如說是私人意見的集合。純粹的個人，在完全不接觸其他人意見的情況下，形成的個人意見在社會隔絕的情況下，可以幫助我們推斷大家的意見類型。但在人們有機會接觸媒體信息、接觸到其他人意見之后，很多純粹個人意見會進行調整與改變，而持續的意見公開與交流，則可以在信息較為對稱的前提下形成某種“動態度”比較高的公共意見，因此公共意見與意見的公開化機會，與共享性機會有著密切的關系。
當然，能夠聽取這樣的私人意見匯集也是一個進步，但這個進步是非常有限的。
哈貝馬斯曾經把人們在咖啡廳或者其他一些沙龍形態的空間中的意見交流稱為公共空間，我們注意到過往人們的生活中，教會或者寺廟、社團或者社交場所、公益參與或者其他志愿活動、社區中的聚談或者活動，扮演了我們生活中或多或少的公共空間的角色，但是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中我們得到了物質生活的某些改善，但是公共生活的削弱則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開始習慣了某種模式，就是公家且主要是政府把信息加以匯總，然后選擇性地披露給公眾，有些人甚至習慣了把公家意見等同于公共意見（過去我在機關里面看到很多寫作班子的同事們習慣了自己寫“廣大群眾一致認為”），這在輿論渠道完全被控制的情況下也許是一種情況，但在有了一定的開放式輿論渠道的時候就成了另外一種情形，很快的要么公家意見按照某些壟斷的渠道強制地要求大家表態，要么公家意見自己會被公共意見邊緣化。而今天我們恰恰看到的多為一種情況。
微博就是這種開放式的輿論渠道之一，它使用網民信息共享的方式加強了普通人的信息對稱化程度，改變了大眾信息獲得的單一化與單向化的局面，讓大家不只有機會獲得更多的信息，而且有機會交換意見，在交換意見中反思與調整自己原來的意見。
這種公共意見比較私人意見的集合，顯然更有個人理性的依據，也更有自我的選擇特點，還更有自我堅持的理由；這種公共意見，顯然比較公家意見更有群眾檢驗與參與的基礎，無論在語言風格、信息辯證性，還是持續信息增長與延續上，都比較以往的公家信息更讓參與者引以為“我們”的意見。
其實這并不代表網絡上的“我們”是完全一致的，正好相反，在這里的意見可以分成很多類型，而且甚至相反，一些人還試圖來操縱意見，也有一些人試圖從事動員，還有些人想解釋與辯白。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今天的微博已經具備了形成特定意見而施加公共壓力的能力。（有刪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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