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如何才能避免總是炮制出《環太平洋》（Pacific Rim）和《重返地球》（After Earth）這樣票房慘淡的爛片？
一位名叫亞歷克西·柯克（Alexis Kirke）的前華爾街數量分析師自認為找到了解決方案——但前提是要有海量的受眾分析數據。
今年早些時候， 亞歷克西·柯克（Alexis Kirke）首次公映了一部影片《Many Worlds》，但是他對觀眾們有一些特殊要求：必須佩帶一些傳感設備。這樣柯克就可以監測他們的腦電波、心率、流汗多少和肌肉緊張水平。他這樣做并非是為了科學，而是為了科學娛樂。
可以這么說，人類身體在觀影時的身體反應表明了主體的生理喚醒，或者該影片使人產生的怎樣的強烈感受。讀數沒有變化意味著無聊；而精神高度緊張，坐立不安則會在傳感設備的讀數上表現出巨大的峰值。隨后這些數據將會被導入計算機中，進行數據的平均和實時分析，以此基于觀眾的情緒反應來改變影片敘事結構和方向。
觀眾雖然沒有感覺到自己做了選擇，但是影片的情節已然經過其無意識反應的挑選。觀眾表現出的生理反應決定了下一個情節會發生什么。對此感到不可思議？的確。在這個個性化娛樂的世界里，這可能正是好萊塢難題的一劑解藥。
數據分析能否拯救好萊塢大片？
并不是每一部影片都能像《鋼鐵俠》一樣，在不犧牲質量的同時也能吸引大批觀眾。對于許多影片而言，每為取悅更多海外觀眾做出一步努力，其創意的精彩程度就會丟掉一分。
“一部影片需要達到于觀眾欣賞的最低標準，”柯克認為，“而要達到各個國家的觀眾都可以接受的程度，影片往往會以妥協告終，這個標準會降的很低，其質量會大打折扣。”
影片《Many Worlds》是情感優化這一開創性領域的一部分。情感優化標志著一項重大轉變：在傳統影院的范圍內，將觀眾從被動消費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
藝術表現形式能否被數據所驅動？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已故英國科學家C.P.斯諾在自己那篇著名《兩類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表達了觀點：“整個西方社會知識分子的生活”被分成這兩個截然不同的陣營，他們無法互相理解對方世界中的大部分問題。
而藝術和科技都或多或少得填補了這一鴻溝。舉例而言，像長笛這樣的樂器就像科技領域中的工具，只不過它用于創建“藝術”，盡管人們很少會以這樣的視角看待它。同樣的，在史蒂芬·列維（Steven Levy）1984的經典著作《黑客：計算機革命的英雄》中描述了“黑客倫理”——“在計算機上創造藝術和美，”這一觀點被史蒂夫·喬布斯和皮克斯公司的員工們完美詮釋。
列維并不是第一個這樣表述的人。希臘詞technē的意思是“技藝”，包括了技術和藝術這兩層含義。文藝復興時期，各學術流派百花齊放，從那時起人們就開始努力調和這兩個領域。蒙太奇照片是今天的數碼照片處理技術和讓人身臨其境的現實增強技術的前身，作為其開拓者之一的漢娜·霍克（Hannah H?ch）的想法在20世紀早期寫道，“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整合機器工業和藝術兩個世界的物品。”快進到2013年，現代的思想家們只是回應了這些觀點。那么，像《Many Worlds》這樣的影片會成為現代科技和藝術融通的先聲嗎？
好萊塢2.0時代，走自己的路
做多版本結局的電影并不是一個使電影再次盈利的簡單策略。事實上，追求利潤的動機對柯克來說根本不存在，作為定量分析師的那些日子里，為了賺錢，他覺得自己被剝奪了公民權。他所想的，是成為一個藝術家。
即使如此，對娛樂業可悲的無效率的商業模式而言，柯克的研究可能是一劑靈丹妙藥。在好萊塢，正如商業出版、(在較小程度上的)唱片業一樣，像系列電影《哈利·波特》這樣的具有統計學上罕見的高票房“超級明星”抵消了工作室其他失敗影片的成本，這樣的情形屢見不鮮。目前，如果五部影片中能出一部票房大賣的電影，其制片廠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如果一個電影制片廠因拍攝多個備選鏡頭、調試多個備選音軌而增加了成本會怎樣？假設所有這些的邊際成本是影片原始預算的50%，如果影片票房大賣的可能性會因此增加，那么這樣的投入仍就很劃算。如果“分支情節”（branching plot)能博得廣大影迷的歡心，那么制片廠的成功率將會出現一個飛躍——每5部影片中票房大賣的影片數量可能會提升到2-3部。
情感優化的多重用途
在離開華爾街之后，柯克回到了他的故鄉——英國普利茅斯，并攻讀了一個音樂學位。現在他是普利茅斯大學電腦音樂跨學科研究中心的一個研究員。除此之外，他還在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進行情感優化的相關研究， 并擔任該機構的駐團作曲家。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是英國在海洋污染和保護研究方面領先的研究機構。
情感優化這一術語涉及到不同的情感會在大腦的特定區域得到反應。通過要求被測者佩帶做腦電圖的裝備，神經科學家可以測量離子電流經過大腦神經元的腦電活動。這些數據可以揭示人們在聽音樂或看電影的某個場景時所經歷的正面和負面反應。通過添加機器學習工具，發現藝術中那些會激起特定情感反應的特寫成為可能。
搭配一個可以獲得反饋回路的簡易反應裝置，用戶就能夠隨意決定他們想獲得的情緒。單調的播放列表時代翻頁了，用戶可以在電腦或智能手機上選擇自己想進入的情感狀態，讓媒體來匹配他們的情緒。
這一應用不只限于娛樂。柯克認為，這一科技可能在治療領域大顯身手，用來幫助那些長期承受巨大壓力或者患有抑郁癥的人群；或者也可以應用與田徑領域，跑步者可以通過佩戴的耳機來測量脈搏，然后音樂會根據心率的上升或下跌自動更換；應用于文學領域中，電子小說能夠監測其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神經元的腦電活動，根據其情緒反應而改寫部分內容。就像單口相聲演員或現場表演的音樂家會巧妙改變其表演以取悅某一觀眾，媒介也可以為其受眾日益改變。媒介的形態可能不會發生變化，但是傳遞出的信息會因人而異。
應該讓“聽覺藥丸”控制情緒嗎？
今年早些時候，一篇文章在《新政治家》雜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將情感優化稱為“聽覺藥物濫用”，將會有“一首音樂讓我們嗨起來，另一首又把我們興奮的心情打壓下去。”
但這不正是藝術最重要的價值嗎？當凝視馬克?羅斯科的油畫作品《無題》，我們會感到平靜，但不能就此將藝術貶低等同為安定藥片。如果藝術喚起共鳴，或產生愉悅，那么我們周圍的設備就能感知到什么時候該播放能夠快速提神的作品，比如，一幅由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的畫。像Evgeny Mozorov這樣的科技懷疑論者認為這是一個反烏托邦式的未來,我們的情緒將受制于機器。
藝術與技術跨界需要克服的問題還有很多。技術人員為各種可能性而激動不已。當然也有一想到藝術被“量化”就渾身冒冷汗的創意人員。至于他們，或許每個優秀的藝術家都需要一些來反抗的東西。
藝術與技術跨界需要克服的問題還有很多。技術人員為各種可能性而激動不已。當然也有一想到藝術被“量化”就渾身冒冷汗的創意人員。至于他們，或許每個優秀的藝術家都需要一些來反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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